癌症治疗最新突破2022(癌症治疗方法)

2017年，Kerstin因为胸痛不幸被查出晚期肺癌，脊柱、骨盆都有转移，失去了手术机会。

在医生的建议下，她做了肺癌的常见靶点EGFR,ALK,ROS1等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的，这意味着没有适合她相应靶向药物。

“我非常感激能够接受疫苗的治疗，机会和时机是如此完美。它帮助了我，我希望它能帮助其他人。” 77 岁的Barbara激动的说。她能够看着孙子从大学毕业——曾经她认为自己无法活着看到这一时刻。

参考资料：

放疗是利用不同能力的放射线来消灭患者体内的癌细胞，一般会在术前去进行。对于缩小肿瘤的面积有一定的帮助，也可以在术后进行，主要是起到巩固疗效的作用。具体的使用时间还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去进行调整。

2022年这一切有了变化。

参考资料：

全球首个广谱靶向药：larotrectinib（拉罗替尼）在国内上市。它是全球首个基于生物标志物（NTRK融合基因），而不区分肿瘤来源（不管是乳腺癌、肺癌等）的广谱靶向药，用于治疗患有NTRK基因融合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实体瘤的成人和儿童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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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达基奥仑赛（CARVYKTITM）：首款获美国FDA和欧盟批准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成人患者。这些患者既往接受过至少三种治疗，包括免疫调节药物、蛋白酶体抑制剂和抗CD38抗体，并且末次治疗出现疾病进展，它给晚期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选择。

另一种是TCR-T细胞疗法。这种疗法可以靶向癌细胞表面和内部的抗原（可诱发免疫反应的物质）。TCR-T细胞疗法比CAR-T更适合用在实体瘤。

共有14例患者死亡，其中9例死于癌症进展、5例死于感染/其他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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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我国研究者采用TIL细胞疗法辅助免疫治疗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该研究纳入27例接受同步放化疗的患者，随访发现，完全缓解率为75%；疾病控制持续时间为9~22个月；疗效维持时间最长已超过2年。

不过手术也不是万能的，有很大的局限性，像癌症如果局限在原发部位，那么，经过手术，达到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如果癌症已经扩散到其它部位，最彻底的手术治疗效果也不太理想，还需要配合其它的治疗，以此争取最佳的效果。

原文链接：Nature重磅：疾病控制率高达74%！新型T细胞免疫疗法对多种癌症有效

其实，这样的“骗子”并不少见，癌症至今都没有被医学攻克，但很多人“病急乱投医”，就给了不法之人行骗的机会，如果盲目相信他们真的有“治癌神方”，结果无一例外是提前了自己的死亡日期。

CAR-T疗法是近年来兴起的癌症治疗方案，目前国内有两款CAR-T产品上市，一款售价120万元，另一款售价129万元，都非常的昂贵，是大部分人无法承受的。于是，专家们研发了一款性价比较高的CAR-T疗法。

化疗保护药：曲拉西利（创新药科赛拉）：骨髓抑制的克星。曲拉西利是一种CDK4/6抑制剂，能在化疗期间保护骨髓造血干细胞，显著降低中性粒细胞减少、贫血和血小板减少的发生。

“此次获批不仅为临床标准治疗失败的肝癌患者带来全新治疗选择，也意味着中国晚期肝癌患者‘长生存’将成为可能。”秦叔逵教授强调，KEYNOTE-394研究成功有着全球独特价值——

药品信息

德喜曲妥珠单抗是一种靶向HER2抗体偶联药物（ADC），是由单克隆抗体、小分子细胞毒性药物使用子偶联合而成的新型生物治疗药物。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ADC类药物其实类似化疗药和靶向药的结合，相当于给毒性药物装上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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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完毕后，医生会对患者进行中子照射，不像传统放疗对正常细胞和癌细胞无差别的杀伤，照射的中子遇到癌细胞内的硼后，会产生强烈核反应继而生成高杀伤力的α粒子与锂离子，起到精准杀灭癌细胞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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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原发性肝癌呈发病率高、死亡率高、晚期生存率低等特征，患者生存率远低于其他消化道癌症及总体癌症数据。2012年到2015年，我国肝癌五年生存率仅12.1%，约55%肝癌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III期或IV期。我国在肝癌防治方面仍面临严峻挑战，但近年来，随着肝炎预防及防治能力的加强、肝癌外科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以免疫治疗为代表的创新药物涌现，中国肝癌防治跨入新的阶段。

近日举行的第十五届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年会（CCS2022）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教授，东部战区总医院、南京金陵医院主任医师秦叔逵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院长周俭教授，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脏外科副主任孙惠川教授围绕中国肝癌的特点深入介绍了中国肝癌患者诊疗现状与发展，尤其谈到一系列治疗领域新突破，让患者有望实现高质量长生存可能。

我国是一个肝病大国，也是一个肝癌大国。由于病毒性肝炎、脂肪肝等肝病人群庞大，导致发展成为肝癌人数也很多。肝癌是我国发病率第四位、死亡率第二位的癌种，无论是新发病例还是死亡人数，都占到世界近一半。樊嘉院士还谈到，我国肝癌从病因和生物学行为上都与欧美国家存在较大差异。与美国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相关肝癌和日本丙肝相关肝癌不同，中国乙肝相关性肝癌占比更大。我国有乙肝病毒携带者近9000万人，其中约2800万为乙肝患者。此外，由于肝癌起病隐匿，70%-80%患者确诊时已处于局部晚期或发生远处转移。

这一新适应证获批基于一项历时7年的全球III期临床试验KEYNOTE-394研究数据。作为KEYNOTE-394主要研究者，秦叔逵教授表示，不同于帕博利珠单抗凭借双终点获美国FDA附条件批准，中国此次完全批准是基于其亮眼的客观缓解率（ORR）、PFS（无进展生存期）、OS（总生存）三大阳性结果。尤其整体OS，它是目前晚期肝癌免疫治疗III期临床研究中，唯一具有2年（34.3%）和3年（23.4%）生存率的，且安全性数据良好。

首先，由于中国肝癌具有高度异质性，若想通过套用国外研究实现“弯道超车”可能最终只会“翻车”。因此，此次KEYNOTE-394选择了“另道超车”，充分结合患者特点和中国国情来研究。

其次，东西方肝癌差距大，研究也要有明确区隔，该研究在方案设计、统计方法甚至入组标准、试验质控上都针对中国做了全方位的定制。

为更好地开展肝癌防治与研究工作，在第十五届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年会上，中国肝病与肝癌防治联盟正式成立，旨在团结国内肝病学同道，坚持公益，坚持学术公正和创新转化，共同提升我国肝病与肝癌防治能力和水平。在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质控中心肝癌质控专家委员会牵头指导下，中国肝病与肝癌防治联盟组织承办的“中国肝癌规范诊疗质量控制行动”也正式启动。